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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錄NO.21 | 王頌:中國佛教學者要有面向世界的胸懷和抱負

菩薩在線 2019-12-24 15:46:33


編者按:12月8日,“從天臺到比叡”——國際天臺學大會在北京大學召開,菩薩在線“對話錄”欄目組同此次大會發起人、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頌教授展開對話。

 

王頌認為,中國的佛教學者要有面向世界的胸懷和抱負。世界的佛教中心和佛學研究中心曾經在中國,未來也會如此。中國的佛教學者要擁抱這樣的歷史機遇,有所擔當。希望通過這樣的國際性學術大會,創造中外學者相互交流、展示中國佛教學術研究力量的平臺。


文/王正強

圖/王德智

編輯/王穎

視頻/王德智


Q:王老師好,是怎樣的因緣促成了這次的國際天臺學大會呢?


A:2017年,為了推動中國佛學研究的學術化與國際化,我們從歐洲引進了國際華嚴學大會。那次大會是歐美學者創辦的,在歐洲已經舉辦過兩次,我們把它引進來,借船出海,提高我們的國際化水平。我們那屆會議組織得非常成功,在國際學術界形成了一定影響,國際學者對我們的工作也非常認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組織籌辦了首屆國際天臺學大會。


Q:為什么是天臺學?


A:華嚴和天臺都是中國佛教的獨創,被譽為中國佛教的雙璧,我們有弘揚它的優勢和責任。我個人計劃是有步驟、有計劃地先去研究中國佛學中最有特色、影響力最大的內容。所以我們首創了國際天臺學大會。


Q:這次會議達到預期效果了嗎?


A:這次大會獲得了國際關注,也獲得了國際認可。來參會的近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很多都是重量級人物,比如日本的福原隆善長老、落合俊典教授,美國的佛爾教授、魏雅博教授,英國的巴瑞特教授等等。


另外,通過這次大會,可以看到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進步,盡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和差距。


進步在于,我們的一些學者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已經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通過這種學術交流增加了中國學術的話語權;不足的是,中國佛教學術的國際化程度還有拓展的空間,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影響力還遠遠不夠。


雖然中國在歷史上和當下都是世界上的佛教大國,但中國的佛教學術沒有相應的那么繁榮。從研究人員比例上來說也遠遠不及日本等國,再加上國際學術的話語權仍然被西方發達國家掌握。我們要想打破這種局面,一方面要練好內功,一方面要加強對外交流。



Q:怎么補齊這些不足和差距?


A:手段很多,會議只是其中一種。我覺得我們可以系列地推出這種國際學術會議,比如華嚴、天臺、禪、凈土等,把重點放在東亞佛教研究方面,與國際學者一起分享有關東亞佛教的研究成果。


佛教雖然產生于印度,但傳入中國以后,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才得以發揚光大,中國是佛教的第二故鄉,這是毋庸置疑的。佛教也是在中國,才真正地成長為一種具有世界性影響力的宗教。


我們古代的先賢們為佛教的世界性傳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比如說唐代的玄奘、鑒真,宋代的蘭溪道隆,明代的隱元隆琦等等。所謂東亞佛教圈、漢語佛教圈的形成,對中國文化的世界性影響,貢獻巨大。


我的老師鐮田茂雄先生經常說,中國對周邊國家在文化方面影響最大的三樣東西是:漢字、律令制度、佛教。我的另一位老師木村清孝先生提出了東亞佛教研究的方向,創辦了日本的“東亞佛教研究學會”。他們都認為,東亞佛教的核心是中國,不是印度。


Q:唐代是中國佛教空前繁榮的時代,這個時期的佛教中國化、世界化進程是非常迅猛的,比如華嚴宗就是佛教中國化在盛唐時期的產物。您從事華嚴宗的相關研究,對此有什么見解?


A:我個人認為,華嚴宗的實質性教團形成于宋代,但華嚴思想在盛唐時代就已經成熟了,這確實有特定的歷史原因和背景。


盛唐是中國古代綜合國力最強盛的時代,影響力輻射到整個亞洲乃至世界。華嚴思想的核心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認為作為現象的現實世界與作為本質的彼岸世界沒有隔絕的鴻溝,原本就是重重無盡、和諧完美的。大唐就是世界的榜樣。這樣的思想反映了盛唐時代自信、豪邁、積極向上的氣度。所以華嚴思想在盛唐成熟,并不是偶然的。她是中國氣派的體現。



Q:宋代的佛教跟隋唐時期有什么區別?


A:隋唐時期,我國和西域以及更遠的一些域外的聯系是很緊密的。從文獻以及大量的考古實物來看,隋唐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興盛發達,宗教方面來華的也不僅僅是佛教,其它很多宗教都有。但從北宋開始,我們和西域之間的交通路線就被阻塞了,所以唐、宋兩個時期的政治環境、外部環境都有很大不同。這種社會背景的差異,對佛教自然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宋以后,中國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整體上而言,宋代是一個內斂的時代,宋明理學在這個時期出現,絕非偶然。宋明理學的產生,有人認為是對佛教在思想領域的終結,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以偏概全,盡管佛教后來沒有再形成撼動整個知識界的思想影響力,但卻在民間落地生根,佛教仍然在發展。


Q:您能進一步說明一下嗎?


A:唐宋思想文化之間的差異,最直觀的體現就在唐詩宋詞上。唐詩處處可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的豪邁;到了宋代就內斂多了,像歐陽修這樣的文壇領袖,也會寫出“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的句子。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大家都很熟悉。反映在佛教上也是一樣的。


唐代是佛教興旺發達的時代,這個時期的佛教帶有濃烈的宮廷色彩、貴族色彩、學院色彩。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它是“國際化的佛教”。宋代佛教更多的是市井色彩。在宋代,佛教不但是士大夫調節身心的精神寄托,也和升斗小民密不可分,佛教融入了民俗,成為了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宋代以后,儒釋道三家融合的腳步進一步加快,佛教中國化的特點更加明顯。


Q:今天的佛教國際化,能不能效仿歷史上的一些做法?


A:只能說吸收一些歷史的經驗吧。時代不同了,完全套用古代的經驗是不現實的。過去佛教傳入日韓,更多的是民間自發行為。而且主要是日韓兩國主動來華求法,我們是相對被動的。


現在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就需要有意識地、積極主動地把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去。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增強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另一方面確實也是希望為世界、為人類的未來做出貢獻。



Q:所以我們應該更主動地推廣?


A:對,當代中國佛教走出去,應該是我們積極地推動佛教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而不是被動的等著其他人來中國學習。在這方面,古今佛教傳播的方式有本質區別。佛學研究與佛教傳播應該互為表里,缺一不可。


沒有佛教實踐的佛學研究就成了博物館的學問,越搞越窄;沒有佛學研究提升的佛教實踐將只能把自己封閉在特定的范圍,難以與世界上的主流文化形成對話,當然也就不可能走得太遠、影響世界。


Q:您選擇研究佛學有這方面的原因嗎?


A:其實我個人研究佛教也是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我本科是哲學出身,碩士期間偏向西學的研究。后來選擇研究佛教,是因為我逐漸感覺到自己對中國的傳統一無所知,而這個傳統是有魅力的。


中國的傳統不但有魅力,還有生命力,不是櫥窗里的工藝品;中國的學問也不應該是死學問,要對現代社會、現代人有所啟發,對人類的未來發揮積極的作用。


我剛才反復強調中國應該鼓勵東亞佛教領域的研究,并不僅僅因為研究東亞佛教的外國人自然而然地會對我們的傳統有親近感,還因為咱們的傳統文化確實有研究的價值。過去我們上學的時候誤認為中國的東西大家已經很熟悉了,搞的差不多了,沒什么新鮮的了,這種想法現在看來是很無知的。我們越研究,越發現自己的認識很不足。


所以我選擇佛教研究一方面是它本身內在的知識魅力,佛教蘊含著無窮無盡的精神寶藏,比如佛教思想、佛教典籍、佛教藝術等等,我們對它的了解還是太少了;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佛教大國,研究佛教是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要有這種使命感,要有面向世界的胸懷和抱負。


丨本期嘉賓


王頌


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本科及碩士研究生都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王頌教授曾于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對中日兩國佛教都有深入研究,長于華嚴宗歷史與哲學、宋代佛教以及中日佛教文化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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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唐雪鳳 責任編輯:李蘊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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