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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錄NO.18丨敦煌or杭州:北大教授與美國學者論東亞佛教中心

菩薩在線 2019-12-21 16:10:17



編者按:12月8日,“從天臺到比叡”——國際天臺學大會在北京大學召開,菩薩在線“對話錄”欄目組,現場組織了一出別開生面的“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學者訪談,北京大學教授、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頌為特別嘉賓。


王頌教授對話魏雅博(Albert Welter)教授,雙方對吳越地區佛教歷史和發展進行了討論。后者認為,中國佛教在未來的發展具備相當的潛力,前景廣闊。

文/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

圖/王正強

視頻/鄧彬

編輯/王正強



王:您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您在吳越地區的佛教研究項目嗎?

魏:好的。感謝給我這次機會。首先我想介紹一下我的求學經歷。一九八四年,我在復旦大學學習,曾去杭州參觀。當時我在研究永明延壽,永明延壽就是一位著名的杭州人,所以我對杭州這個地方非常感興趣。八十年代初,佛教形勢尚不樂觀。之后多年我多次到訪杭州,現在我很欣喜,杭州寺廟眾多,靈隱寺等等都很興盛。

 

王:一九八零年代您曾經去過靈隱寺嗎? 

魏:是的,去過靈隱寺,當時已經開放了,但是有個單位占據了周邊的地方和部分寺院,規模相當大,不只有辦公區,而且有宿舍區。當時靈隱寺被用來儲存雜物,大雄寶殿堆滿木材等工具,只有一位僧人,他在后殿設立了供桌,我是多轉了幾圈、仔細觀察后才發現他的。


有意思的是,我當時沒想到我會研究吳越地區的佛教,盡管我在做關于永明延壽的研究。多年以后,就是在前幾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意識到,幾乎我研究的所有對象都屬于杭州,永明延壽、贊寧、《景德傳燈錄》及其作者道原等等。 


王:這是巧合嗎?還是有邏輯聯系? 

魏:一方面是巧合。要是問我最初為什么會研究永明延壽,那還真是夠巧。我大學的一位導師研究宗密,我為學位論文尋找選題的時候,他推薦我研究永明延壽。

 

王:是冉云華教授吧?

魏:是的,冉云華教授,他是我的導師之一,是他激發了我對永明延壽的興趣,不僅對那位思想家,而且對吳越地區及其文化有了興趣。大約三四年前,我參加了杭州佛學院主辦的一場會議。



王:是那個吳越佛教的系列會議嗎? 

魏:大概是吧,會議名稱記不清了。我在會議上遇見了馮國棟以及其他中國學者,還遇到了一位僧人,他是方丈助理,在閑談中,我意識到杭州確實是一個適合弘揚佛法的地區、一個適合研究的地區。浙江大學舉辦佛學研究的相關紀念活動時,我應邀發表主題演講,內容是為什么從東亞視角以杭州為中心研究佛教。那場演講廣受好評。 

 

王:是的,好評如潮。您能對學界之外的普通讀者講講您為什么選擇杭州為研究對象嗎? 

魏:好的。在我看來,“杭州”指的是中國人所說的江南地區,但在英語中沒有對應的單詞,我想指的實際上是吳越地區,范圍比江南稍小,但大于杭州一地。 


王:說起江南地區,很多人想起南京、上海,您認為杭州是江南的中心嗎?

魏:是杭州。上海是一個新興城市,南京曾是政治、文化中心,近現代以來被上海的光環籠罩。此外,可以看到,東亞佛教,比如日本、韓國的佛教,都不可能忽視杭州地區發揮的作用。杭州是東亞佛教重鎮。杭州是日本禪的起源地。許多日本人到杭州學習,日本茶文化、絲綢業、商業都是在杭州學習的成果。杭州影響了佛教之外的領域。佛教是歷史的重要一部分。杭州和附近的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寧波,與日本九州、韓國構成了一個三角聯系帶,佛教沿著這個三角線傳播,并由這三個港口向各自國家其它地區輻散。如果有人問研究中國佛教更重要的是杭州還是敦煌,我會說顯然是杭州。

 

王:這是個很有意思的觀念,您能進一步解釋一下嗎?

魏:人人都知道敦煌這個地方,敦煌確實很重要,而杭州是同樣重要的。簡單來說,近現代佛教研究是十九世紀西方人推動的,那些西方人大部分是新教徒,他們沿著基督徒的思路來研究佛教。


研究起佛教來,他們也有類似的訴求,就是回歸釋迦牟尼,回歸巴利文經典,找到佛的真實旨意,佛陀的純凈的、真正的教導。他們也認為之前的研究者誤解了佛教。結果就是東亞佛教,被他們認為顛倒了佛陀本意。在探求還原佛陀本意的過程中,他們對佛陀本意進行了創造,投射上自家的理念。


當然,他們成功了,現在全球范圍對佛陀的理解就是他們的理解。我的杭州項目是要回溯東亞佛教傳統。已經有很多研究者在做這項工作,比如陳金華教授,他的方法更宏觀,我力圖精確,集中于杭州一地進行戰略性的研究。就像有人研究敦煌,我研究杭州。



王:您認為古代國家貿易往來與佛教聯系很強,您剛才提到茶文化。

魏:必須的。這是佛教另一處讓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不研究東南亞,但是我去過東南亞國家,在泰國、老撾等地感受過當地的佛教傳統。


那邊的主要儀式是這樣,清早,僧侶在城中四處乞食,當地居民在家門口等著,待僧侶近前,把準備好的食物放到乞食缽中。這樣的畫面一直在我腦海里。


幾年前,在靈隱寺,我看到了另一種儀式。那次的儀式規模很大,大概每五年才舉辦一次。到了最后一場,正是佛誕日,上千名僧尼從上天竺出發,著僧服,持乞食缽,列隊行進,經中天竺、下天竺到靈隱寺。


一路都有民眾在隊伍兩側——這種場面在泰國天天見,在中國還挺稀罕的。隊伍經過時,佇立的民眾會往乞食缽中放一些小面額的錢幣。

 

王:杭州佛教很興盛的。

魏:我要說的呢,是東南亞國家的僧人對金錢持抵觸態度,甚至不允許接觸錢,而在中國,僧尼可以接觸金錢,這種現象其實在宋代就有了,不足為奇。因為中國寺院對社會商業、文化、慈善等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王:是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善財(the good fortune)的概念,非常有意思。結合本次大會,您認為中國大陸佛教研究的未來如何?

魏:非常有前途。一九八四年,我去過上海公認最好的書店,對于佛教研究者而言,簡直沒書可買,角落里有二十四史,沒有什么文化讀物。現在呢,中國大陸類似的書店不輸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書店,圖書種類齊全。

 

王:您會和中國同行多多合作嗎?

魏:當然,我們學校很多學生來自中國。亞利桑那大學佛教研究以中國佛教研究為中心。其它(歐美)院校側重研究印度等,我們做中國佛教,特別是唐以后宋明時期的佛教,似乎略窄,但這就是東亞佛教。這很有特色,專門研究宋明佛教的機構很少。唐朝佛教仍然以印度為中心,玄奘法師等西行求印度佛教真諦,唐以后,印度佛教的影響就衰落了。這就到了佛教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敦煌是第一階段。敦煌物質遺跡非常偉大,貫穿唐朝,最晚的資料就我所知到1004年。第二階段非常重要,正是在第二階段,東亞佛教發展出自己的特點。之前是被動的,受印度影響,中觀、唯識直接承襲印度傳統,華嚴、天臺判教也是如此;之后有了獨立的發展,中國學派在本土進行自主創造。


到宋朝,禪宗仍尊重印度佛典的經典,但其權威性已大不如前。突然間,佛在中國了,禪師成為了佛的活化身。禪宗語錄就像過去的印度佛典,公案、話頭等也是,這些中國佛教自己的經典被創造出來,《法華經》《華嚴經》仍然重要,但權威性遠不如在唐朝了。

 

王:非常有意思。通過您的講述,我們知道了宋朝以來吳越地區對東亞佛教發展的重要性,謝謝!


丨本期嘉賓


王頌

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本科及碩士研究生都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王頌教授曾于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對中日兩國佛教都有深入研究,長于華嚴宗歷史與哲學、宋代佛教以及中日佛教文化對比。


魏雅博(Albert Welter)

美國亞利桑那州大學東亞研究系主任、國際語言文學與文化學院副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東亞佛教文化以及吳越佛教歷史,近年來致力于將東亞佛教研究從對釋迦牟尼的回歸帶回對東亞地區佛教傳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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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正強 責任編輯:李蘊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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